解缙、黄子澄等人脸色一变，这个规划可以说近乎疯狂。 平均下来，一年就要修筑五百里，具体到每天，便需要一里多路。 “皇上，此规划有些不妥，以臣之见，可延至七年乃至十年。” 进度，不可过于苛责。 大明并不缺人手，基本的施工材料，全国各地都有。 大明不是后世的建设企业，几十个工人包一条路，开着机器，几个月就给修好了，虽然大明没有机械便利，但却有人海战术，集数万人之力，修几条路还是没问题的。 朱允炆坐了下来，示意解缙等人坐下。 郑赐直言道。 “皇上，何为就业？” 朱允炆看了一眼迷惑的众人，想了想，貌似就业是后世词汇，便解释道：“就，即也；业，生计。就业之意，便是从事生计之事，以养家人。” 解缙点了点头，了然道：“百姓有了生计，便有所得，朝廷虽耗费了银两，但银两流入了百姓手中，百姓又会花钱买百物，到时商业繁盛，朝廷税也会增长。皇上是想以修筑道路，以促百姓殷富，增百商之利？” 朱允炆赞赏过解缙，将目光看向黄子澄，道：“虽然户部会耗费不少银两，但从长期看，朝廷会通过商税、农税，收回这些银两。” “那皇上第二层考虑是？” 朱允炆嘴角的笑意缓缓收起，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缓缓说道：“寺院、道观、士绅、藩王，凭其财力，大肆购置田产，遏田产兼并国策俨成虚设。百姓售卖其田，虽得眼下巨利，然于未来而言，其失去了立身之本，不出三年，大明便会多一批佃农，这是朕不想看到的。” 历史难题，土地问题 作为皇帝，大明最大的地主，朱允炆始终是需要剥削农民，维护地主阶层利益的，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解决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并不是纯碎为了百姓的生存，以表示自己的悲悯，更多的是从大明未来去考量，因为土地兼并，直接关系着社会稳定，关系着王朝更迭！ 土地，对于任何王朝而言，都是最为敏感的问题，也是最为头疼的问题。 古代的土地关系，是极为复杂，很难说清楚的。 生产关系的改变，最初的原因还是与生育能力有关。 于是，最初的母系氏族公社逐渐演变为家族公社，后来男人一看，自己有力气能打猎，也能打人，有吃的也有喝的，凭什么要被女人欺负？ 既然都是家族了，那原本的氏族财产，像是肉啊，果子啊，毛啊，石头啊，那自然也就成为了家族财产。 私有制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舞台的。 在夏商周时期，其土地制度基本上是宗族土地所有制。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旅，宗工，越百姓里居。” 内服指的是京畿地区，国家京城，外服指的是畿外地区。 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记录更多，在《左传》中记载： 商周时期嘛，人口不多，生产力不高，哪怕是国家搞分封制，大部分也都围绕着都邑，周围良田多，大家一起搞建设，加上你的地是你的，我的地是我的，这边修一条路，那边修一条沟渠，站在高处一看，呀，这不是“井”字吗？ 当时的农民就是干活的，贵族就是监工，没事的时候就跑到田边瞎指挥。 这种土地制度，可以说是国有制之下的贵族土地私有制。 私田增多，公田没人种，井田制自然就失去了基础。了法律认可。 秦始皇兼并六国，说白了就是土地之争，无数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奋起反抗，但终没挡住秦始皇的大军。 黔首，即百姓。 秦朝之后，西汉开国，采取的是汉承秦制，承袭了秦朝的土地私有制。 到了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问题终于显现出来，出现了“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子乡曲”的现象。 汉武帝看到了土地兼并的问题，董仲舒为其献策，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即给出田产限额，说清楚，最高能占据多少田产，多了之后，国家是要管管的。 毛毛雨的惩罚，轰隆隆的利益，导致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 不过汉哀帝也只能悲哀地看着土地一点点被兼并，因为他们的惩罚举措都没有跟上来。而缺乏管控的结果，就是制造出了豪强地主田庄。 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土地制度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均田制，这种制度是相对公平的，按人头分地，一个人分多少亩，简单，直接，粗暴，但不持久…… 再说了，生个人就得几十亩地，一开始地广人稀可以分得过来，你们天天造娃，人那么多，怎么分得过来？ 这是地主的思维。 宋朝并没有吸取唐代灭亡的教训，宋朝是一个很厉害的朝代，他们在土地关系上，采取的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 这种政策的存在，导致宋代土地私有化、土地兼并达到了历史最高程度，哪怕是北宋玩完了，他们也不认为是土地关系的错，南宋接着玩。 也正是因此，宋代的租佃制度极为完善，甚至还出来了专门的租佃合同，租佃法律…… 后来元朝时期，统治者是蒙古族系游牧民族，人家骑马的人，谁会管土地问题，只要有草原，那就是够了。 后来忽必烈也意识到，总不管土地也不行，所以颁布了一些法律，但元朝的法律，就像是他们手中的马鞭子，自己用来打人的，不是拿来抽自己的。 于是出现了“今王公大人乏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之事。 朱元璋他们家一开始就是地主家的佃农，多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