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说，我从来都不着急，着急的是你。我已经找累了。 高木说，你和我爸也是小市民，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新婚当晚，喜气由浓转淡。两人躺在床上，一个望着吊顶，一个看着吊灯。 高木说：结完婚更麻烦。 高木说：不结也挺麻烦。 高木说：其实问题不在于为啥结婚，而在于为啥是咱俩结婚。 高木说：我想听听你的答案。 高木问：反正和爱情无关。 高木说：我也一样。 高木说：我现在也有情商。 高木说：但既然咱俩搭了伙，这日子就算不往好了奔，至少也不能往差了过。 然后他们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结合。虽说当初他们是和各自的原生家庭赌气，将就着走到一起，但没准儿假以时日，彼此之间也能磨合出亲情和爱意。 婚后头两年，两人的生活比较平淡，大部分时间都是各忙各事、各上各班。虽然独处时间有限，却无碍彼此之间提升默契、增进好感。高木心细，便负责刷碗擦地洗衣，也不劳陈鲁操心检车缴费之类的鸡毛蒜皮；陈鲁爱吃，便负责三餐，一周煮七次面条，一个月做三十回炒饭，高木不但不挑，腰围还粗了两圈。 早在与陈鲁结婚前，高木就已经对他那份体制内的工作产生了厌烦。他与陈鲁讨论过辞职创业的想法，陈鲁不仅理解，还给他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那一年高木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便毅然丢掉了铁饭碗。陈妈知道后，自然要和女儿抱怨一番，说本以为他是个稳当人儿，没想到竟看走了眼，这么大事儿不跟老人商量，简直无法无天。陈鲁说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儿，我同意就行，不用你们拍板。陈妈一听更来气，说不用我管，好，等他创业不成，挣不着钱还赔钱，看你咋办。陈鲁笑，说那怕啥，毕竟我收入稳定，且数额可观。陈妈气得直跳脚，说他要是赔得大，你那点儿收入哪够填？陈鲁翻翻白眼，说显然我没有遗传你的悲观。 一开始，高木的创业的确很顺利，与人合伙成立的公司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环境出现变化，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增速逐步放缓，有两个月还呈现小幅下降。 于是就有了分歧，有了叛离。 公司的框架崩散，投资锐减，业务中断，稳定不变的只有房租和贷款。 这期间，陈鲁也承受着巨大压力，但她没有说——这对于一向嘴快的她很难得。她只是默默收敛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不再计较吃穿，不再讲究妆扮。 他越来越消极，无论对什么事都消极。创业初期，即便比辞职前更忙碌，他也能做到内外兼顾，一点儿也没撂下分内的家务。可这俩月，他得了闲，却开始犯懒，家务活越干越少，精细程度也不如从前。 都是暂时的，她想，很快就会好起来。 单纯从经济的角度看，这次意外并未给她和高木造成损失。因公外出，又有保险，再加上亲戚朋友的礼品和红包，不仅医药费一分未掏，还多得了不少。 只是经此一事，高木的情绪变得愈加烦躁。最开始，他对陈鲁当然是心疼的，恨不能替她承受那些疼痛。可是时间一长，陪床的辛苦和单调，以及对事业的担忧和焦虑，便纷纷将他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