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曙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帝，但他对宋仁宗还是有怨，便迁怒于家卷。
把宋仁宗的女儿们全都赶出宫去，腾出来的宫殿给自己的女儿住，宋仁宗的妃嫔们安置到偏远的居所，待遇也不怎么样。
曹皇后升级为皇太后，自是不能像普通妃嫔那样处置，但在赵曙心里，她和宋仁宗是一伙的，都造成了自己的痛苦。
从上一位太后刘娥开始，北宋有了太后临朝听政的习惯，赵曙继位后也不得不请曹太后和自己一起处理军政事务。这无疑是对皇权的一种限制，赵曙当然不乐意。
赵曙即位之初举措乖常，左右有所陈请辄遭暴怒，甚至杖挞相加。一些宦官便不断在曹太后面前说赵曙的坏话，曹太后不由动疑起来。由疑生怨，由怨成隙，好好的继母继子，几乎变成仇雠。
曹太后委屈地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意为：我无儿无女，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只能请你们帮我做主压制那小子。
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先对曹太后说：“您侍候先帝仁宗这么多年，天下谁不知道您是一个又贤德、又宽厚、又仁慈、又通达的人，为什么现在会和儿子过不去呢？他是个病人，您不至于和他一般见识吧。难道您希望别人象议论其他继母那样去议论您吗？”
一日韩琦独入内廷，赵曙气愤地说：“太后待我无恩。”意为：以前他们夫妻就欺负我，现在还想欺负我，没那种好事儿！”
韩琦道：“陛下是仁宗的侄子，仁宗的侄子有很多，为什么你能当皇帝？还不是因为你谦虚谨慎不想当皇帝，越是不想当皇帝越能当皇帝，这就是你当皇帝的原因。自古以来，天下贤明的君主不计其数，人们为什么唯独称颂舜为大孝子？难道其他人都不孝顺？当然不是。父母慈爱而子女孝顺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父母作的不好而子女依然孝敬有加，那才值得称道啊。过去太后是个什么样的人难道您不清楚吗？您只管尽您作人子的孝心，相信太后一定不会亏待您。”
英宗悚然道：“朕知道了。”遂进问太后起居，自陈病时昏乱得罪慈躬，伏望矜宥等语。太后欣慰道：“病时小过，不足为罪，此后能善自调护，母致违和，我已喜慰无穷，还有甚么计较？况皇儿四岁入宫，我旦夕顾复，抚养成人，难道反有异心么？”英宗泣拜道：“圣母隆恩，如天罔极，儿若再忤慈命，是无以为人，怎能治国？”太后亦不禁下泪，亲扶帝起，且道：“国事有大臣辅弼，我一妇人，不得已暂时听政，所有目前要务，仍凭宰相取决，我始终未敢臆断，待皇儿身体复原，我即归政，莫谓我喜欢称制呢。”英宗道：“母后多一日训政，儿得多一日受教，请母后不要撤帘！”自是母子欢好如初。
高滔滔也总算是松了口气。赵曙和曹太后闹起来，最为难的就是她，好在两边终于消停了。
越年改元治平。韩琦想太后撤帘还政，入朝奏事时请英宗裁决十余件。裁决既毕，琦琦叩首道：“皇上亲断万几，又兼太后训政，此后宫廷规画无不完善，臣年老力衰恐不胜任，就此乞休幸祈赐准！”太后道：“朝廷大事全仗相公，相公如何可去！我却不妨退居深宫呢。”韩琦复道：“太后归政诚属盛德，但不知于何日撤帘？”太后道：“要撤帘现在就撤，何必另定日子呢？”言罢匆匆趋入后宫。銮仪司把帘除下，御屏后尚见后衣。曹后贤明，内外都惊为异事。
宋英宗与高滔滔是我国历史上难得的帝后情深，英宗的四子四女皆为高滔滔所生。宋英宗身为一个帝王，对后宫佳丽完全没有想法，他眼里只有高皇后，而在高滔滔的眼里，赵曙就是赵曙，是自己的爱人，不是什么九五之尊。
很多人说宋英宗惧内，真是笑话，一个九五至尊的皇帝要是真的想娶妃，还怕她皇后吗？所以他不是惧内，而是一个男人深爱他的女人，愿意给她尊重和幸福。
曹太后见宋英宗迟迟不肯纳妃，让人带话给儿媳兼外甥女的高皇后说：“官家即位已久，今圣躬又痊平，左右岂无一两个侍御者耶？”高皇后听了婆婆兼姨妈的话很不高兴，直接顶回去说，“奏知娘娘，新妇嫁十三团练耳，即不曾嫁他官家。“（意思我嫁的人是十三团练赵宗实，不是当今皇帝）。
曹太后亲自将她抚养长大，而且以半副公主的仪仗把她嫁给赵宗实，却还是管不了她。
不过治平三年底赵曙生病，大概是为了冲喜，曹太后还是给英宗选了三位嫔妃，赵曙也只能笑纳。
其实这三个嫔妃才是最可怜的：皇上不喜欢，但是又不好改嫁。
很显然，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存在没有缺点的人，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真正的举世无双。如果你把才华和能力甚至身份地位作为衡量一个人值不值得你爱的标准，那可能你永远找不到你满意的爱情。
一个人的人生路上，也不可能做到永远一帆风顺，每个人都难免有遇到挫折和失落的时候。那些只看到当下繁花似锦，不愿意承受将来落叶纷飞的人，也是得不到美满的爱情的。
爱情当如涓涓细流，任世间花开花落，任周围花鸟虫鱼，我自只沿着和你约定的方向静静流淌。
在高滔滔和赵宗实的爱情中，他们真的做到了不受世间诸多诱惑和干扰，只把彼此当成最好的。
高滔滔说，她没有曹丹姝的大度宽容，也不像苗娘子那样温柔忍让，更不像张娘子那样张牙舞爪讨人厌。
他们谱写的，是一曲爱情的传奇，以至于流传千古。
这样的爱情，也不枉高滔滔看尽赵宗实的尴尬和憋屈，依然把他当成最好的了吧。
英宗入嗣仁宗，但于本生父母也断然不能恝置。首相韩琦奏称：“礼不忘本，濮王德盛位隆，理合尊礼，请有司议定名称！”知谏院司马光援史评驳：“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上继元帝，亦不追尊巨鹿南顿君，这是万世常法，可为今鉴。且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其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议后世，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推圣明，授以大业。陛下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王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富有四海万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以为濮王宜尊以高官大国，不宜追尊为帝。”
欧阳修独加驳斥：“身为人后，应为父母降服，三年为期，惟不没父母原称，这便是服可降，名不可没的意思。即如汉宣帝及光武帝，亦称父为皇考。至进封大国一层，尤觉与礼未合，请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议！”
于是廷臣又彼此斟酌，互相辩难，英宗一时未便下诏。越年，曹太后手敕中写道：
吾闻群臣议请皇帝封崇濮王，至今未见施行，可令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特此手谕！
韩琦等转递英宗。英宗即日颁诏，略云：
称亲之礼谨遵慈训，令内外臣民知之！此诏。
曹太后一直与英宗面和心不和，这一次竟不顾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有人说，太后手诏是欧阳修写的，曹太后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几百年之后，明朝也发生过类似的大礼议之争。
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0日，明武宗驾崩。由于明武宗没有子嗣，在其弥留之际，首辅杨廷和预料到之后的继承人问题，他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在武宗逝世前五天以皇帝的名义颁布敕令，令朱厚熜缩短为其父服丧时间，并承袭兴王爵位。武宗驾崩后的当天，杨廷和让司礼监请太后懿旨，正式宣布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
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2日，一个由司礼监、皇室和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安陆，朱厚熜以兴王的身份接见了使团并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王府接受诸臣行礼，随后同使团前往北京。在朱厚熜及使团到达北京城外的良乡时，双方发生了第一轮冲突。根据杨廷和的安排，要礼部用太子的礼仪迎接朱厚熜，即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但朱厚熜并不接受这种方桉，他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双方互不妥协，最后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
正德十六年（1521年）5月27日，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即位不久，嘉靖帝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嘉靖帝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嘉靖帝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长达三年半的大礼议之争。嘉靖帝不顾朝臣反对，追尊生父为兴献帝后又加封为献皇帝、生母为兴国皇太后，改称明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兴献帝被追尊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的牌位升袝太庙，排序在明武宗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大礼议事件至此以嘉靖帝的胜利最终结束。当然那是后话。
依小子看来生父没有养父大。若养父传位于养子，似乎不应该追封生?父，而且追封的皇帝也没什么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