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除非一路包括所有御史、皇城司的人全都叛变成了贪官污吏。否则正常情况下，一路的高级官员是能够做到互相监督，对下级部门进行严厉考察，不至于因交通问题出现什么岔子。
等到了七月份，庆历新政就已经初现成效。
五月下旬考察，汴梁各个部门的内部衙署到六月上旬就出了结果，第一批被处置的官员达到了七百多人。
其中有四百多人居然是贪官污吏，赵骏查贪腐的漏网之鱼。
这些人怎么落网的呢？
很简单。
对账目就是了。
公款亏空，如何填账？
要么造假账，要么想办法补上。
及时补上来兴许能瞒天过海，可造假账就难了。
因为以前的官员人浮于事，一来对贪污司空见惯，二来懒得落实政策，一件事情的跟进和了解几近于无。
考成法下，御史和各衙署的纠察人员就得刨根问底，比如你这账目里哪些不对劲，购买了哪些东西，为什么没看到，钱都去哪了，一查保准能查出问题来。
结果就是大量贪官污吏落马，这还只是贪官，吏员就更多了。当时全国的吏员数量在五十万以上，宋真宗曾经一次就裁汰亢吏十九万余人。
而光汴梁京城衙门的吏员数量能达到三四万，不搞贪污受贿的怕是没几个。
除了开封府和皇城司居然算是比较清廉的以外，其余五十多个部门，就没查出几个干净的吏员。
要知道汴梁的京官才四千多人，这一下查出四百多贪官污吏，差不多十分之一。
吏员就更夸张，有问题的怕是好几万人。
其余三百多个有问题的官员只是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最多也就是罚俸或者记处分，严重一点也就是降职。
而这些贪官污吏可就要被抓去坐牢。
一时间朝堂上都炸开了锅。
不是震惊于开封府下居然藏污纳垢有那么多贪官污吏，而是震惊于波及范围那么大，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百官们纷纷上书，请求停止考成法。
原因很简单。
这四百多名贪官先不论，数万吏员可就是个大问题。
一旦把这些人处理掉，朝廷不仅要停摆，恐怕整个汴梁都要引起巨大范围的骚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汴梁吏员罢工。
如景佑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垢，乱挪瓦砾。
也就是说，景祐三年，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
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五百多个吏员先集体跑到吕夷简、王曾等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御史中丞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
只是裁撤五百人就闹得够呛了，更别说现在数万人。
不过好在范仲淹和赵骏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早在今年五月就有新法规实施，规定汴梁的吏员将成为公职人员，享受中等禁军待遇，也就是年入三十贯，月俸约二点五贯。
这个工资谈不上高，因为当时民间雇工价格大概在每日50－100文之间，码头当搬运工人一天能赚二三百文，一个月下来都能挣四五贯钱。
但吏员也有其它福利，如补贴、津职、餐补等等，换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也有三四贯，养活一家老小不是问题。
范仲淹宣布以前他们没有工资，没有收入来源，被迫索贿纳贿，可以既往不咎，但新法规定后，若再有向百姓索贿要贿，各衙门吃拿卡要着，一律问罪。
朝廷这次核查，在新法规出来之前的免罪，新法规出来之后还继续搞事者，一律开除公籍，罪行严重者甚至要下狱问罪。
这下就把汴梁原本波及到数万吏员，缩减到了五月份新法规出来后，依旧犯事的几千名吏员身上。
饶是如此，反对考成法的人依旧络绎不绝，阻力开始越来越大。
没有贪污的觉得考成法让他们累得要死，以前当官喝喝茶，吃吃饭，狎狎妓，一天就过去了，每个月还能领超过百贯的工资，生活爽歪歪。
现在虽然工资只有五品往上到高级官员被砍了，五品往下的中下级官员倒是依旧维持原来的高工资水平。
可架不住这个卷法啊。
贪污了的就更加惶恐不安，没想到这考成法如此严厉，让他们无所遁形，想贪污都没机会。
一时间大家纷纷趁着这次风波，以各种理由反对考成法的继续实施。
然而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丝毫没有退让。
给他底气的不是赵骏，而是现在国库确实很有钱。
历史上朝廷打了几年西夏战争，又和辽国签庆历增币，闹得财政亏空，赤字严重。
但这次不仅打仗时间很短，两年之内速战速决，而且准备得也更充分。
首先是赵骏全国巡视，查了很多贪官污吏，为国库贡献了上千万贯的钱财。
其次是交子铺经过几年发展，已经在全国主要商业城市进行扩张。
如洛阳、福州、江宁（南京）、长安、广州、杭州、江陵、明州（宁波）、泉州、密州（青岛）等地开办，往交子铺存的钱都已经数千万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