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跟在他身后只摸鱼不干活的伊莱娜怎么看怎么烦，奥斯蒙德大手一挥，给公关女士放了半天假，让她该干嘛干嘛去，总之就是别出现在自己面前。 奥斯蒙德：“你到底想干嘛？” 她扬起下巴，意指她已经从他面前那堆信件洞悉了一切。 “他有裸睡的习惯？” “没有。” 你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 奥斯蒙德铁了心地拒绝她：“不行，我的车对女人过敏。” 经纪人神情严肃，询问道：“奥兹，你授权了录制《多格板箱》的录像带售卖吗？” “市面上出现了一批《多格板箱》的盗版录像带。” 奥斯蒙德眉头一皱, 随即又将眉头松开，轻声“哦”了一声作为回应。 迈克尔·奥维茨满脸写着不解：“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我们不起诉盗版商吗？这些盗版录像带可能会影响到电影院的收入和电视台的利益。” “不是不管。” 法院的效率太低，如果他决定现在起诉，雇佣一批全程跟进、负责案件的版权律师，又要花费大笔金钱。盗版商贩的源头难以追根溯源, 就算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泄露、非法拷录的源头，也有极大概率发现是个人作案或者小型团伙，无法立马拿出一笔赔偿款填补他的亏损，甚至无法抵偿他支付的律师费用。 要想从机器、硬件方面阻断盗版的泄露，也绝无可能。 他们认为索尼制造和销售这种录像机的惟一目的就是引诱购买者录制电视节目、电影, 因此应作为“帮助侵权者”为消费者的版权侵权行为承担责任。两家电影公司要求获得损害赔偿，禁止索尼生产和销售bebaax录像机。 索尼则坚持，录像机的研发与发售是为了方便消费者, 从未协助消费者侵犯电影电视公司的权利, 也不该承担“间接责任”。 这样一来，老老实实不用bebaax录像机，只按时蹲点守着电视的观众反而成为了“正版受害者”，不得不忍受在电影或者节目期间冗长的广告。 但加州中区地区法院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分别在1977年和1981年做出了否定和肯定的相反回答， 索尼公司因此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直到1984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才以 5: 4的多数票对“索尼案”做出了最终判决，索尼并不构成“帮助侵权”，索尼继续生产发售bebaax录像机，制片厂阻止录像带干扰票房的计划也就此搁浅。 1981年，出于对录像带的排斥，几乎只有票房亏损巨大的电影才会将目光瞄准录像带售卖，试图通过录像带的租赁和销售弥补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