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情在议而不决中也就拖了下来。这几年江西、贵州、福建等地或是朝廷行文，或是督抚自办，多少做了些“备髡”的工作，修筑了营垒，新铸了火炮，补充了兵丁员额……但是比起云集在山海关的关宁军，这些准备不过是九牛一毛。
如今髡贼还算“安静”，皇帝怎么突然问起这??来了？
群臣唯唯诺诺，在皇帝没定基调前，不敢乱发言。
温体仁却知道皇帝的心思。此前皇帝已经多次在话语中暗示要“抚”。对于是否要和髡贼议和，温体仁是无可无不可。若是皇帝意愿要和，他本人是绝不会反对的。但是他深知皇帝的脾气。也知道朝廷的舆论风向。“议和”二字，和“卖国求荣”也差不多了。皇帝不肯背“议和”这个名声，要阁僚们来进言。
这点心思，其实阁僚们都知道，但是他们谁也不愿吭声。因为皇上极爱惜羽毛，万一议和不成，消息泄露出去，皇帝是不会替自己顶缸的。
见众人都不言语，于是崇祯直接发问：“刘先生？”
刘宇亮是阁僚中排在第二的人，听到崇祯问话，当下小心的应付道：“髡贼自命赵宋后裔，海外遗忠，然髡发短服，行的却是以夷变夏之法，名为遗忠，实为蛮夷，这髡贼多来自南方，不习北方气候、水土，虽是近忧，却非大患。微臣以为当今之计，先剿流寇为重。”
这话堪称滴水不漏，即不谈“剿”，也不说“抚”，只说“先剿流寇”，又迎合了皇帝前不久提出的“安内”之策。纵然皇上挑剔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来。
果然，崇祯闻听面露不满，但也没多说什么。又把目光转向了薛国观。
薛国观此人“阴鸷?刻，不学少文”，且素来没有立场可言。天启时任户科给事中，附会魏忠贤，弹劾东林官员；崇祯初，又弹劾魏忠贤遗党，朝廷清议所非。不得不以归养为名卸任来避风头。崇祯三年才重新起复。他能入阁，全靠温体仁的保荐，亦是温的党羽之一。
见皇帝问到自己，他早就相好了对应之策。道：“髡贼即自称大宋苗裔，且不论真假，思慕华夏之心可见。如今虽不服王华，然始终未闻有僭号称制之事；对朝廷失陷官员，多礼送出境。所获宗室亦多优待，想来并非狂悖无礼之徒……”
说到这里，他悄悄地观察了下皇帝脸色，看到皇帝并无不愉之色，便大着胆子继续道：“髡贼知廉耻，想来与东虏流寇有所不同，若能晓以忠信仁义，亦非顽石。”
这话比之薛国观又进了一步，但是依旧没有把窗户纸捅开。接下来众人说得话大同小异，绕来绕去，说得都是“招抚”的意思，却不肯把“招抚”二字说出来。
皇帝不觉有些急躁，又把目光转向了温体仁。
温体仁道：“?贼之事，只宜徐徐图之，不可操之过急。臣以为应晓谕新任南赣巡抚，令其练兵备战，多选细作，打探消息。以备朝廷来日进剿。”
众人说得都是些“缓和”的话，唯独他唱反调，众人都是一怔。接着又听他说道：“?贼自起兵起，传言战无不胜，难免上下骄狂。若不挫其锋芒，显我上国天朝之威，恐难领略何谓忠义……”
温体仁的话多少有些莫名其妙。但是皇帝却明白他的意思。温揣摩上意对这些人精来说不算难，但是要揣摩到皇帝的具体意图做法，那就要看各人的修为了。
崇祯微微点头。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招抚”的建议，至少阁僚们有了“共识”。且温体仁刚才说得话也非常符合他的心意。具体的经办，他也不愿让阁僚们都知道。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近日有臣工启奏，广州既已失陷，月港又遭废弃，海贸断绝。请开南直之上海为口岸，准中外洋商到港贸易，重设市舶司，丈量收税。每年预估可得银二十万两，以充饷源。诸卿以为如何？”
17世纪的中国，严格说来只有两个对外贸易口岸，一个是广州，一个是月港。广州是“旧例”，且有葡萄牙人这个贸易中间商，所以对中国海商来说意义不大；大多数海商都是通过月港这个口岸驶往东西洋各国的。
两个口岸的管理模式，贸易形式均有所不同，因此分为“广中事例”和“月港事例”。不过是哪种事例，其征收的税收均包含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一直到万历派出太监四处充任税监，海贸税收才成为皇帝内库收入的一部分。
但是这两种事例对海商限制极多，所以月港贸易在天启末年就逐渐衰败，转到了郑芝龙控制下的安平，无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地方官府，其实都失去了福建口岸的海上贸易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