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吏部多数时候掌握在实学派手中，申时行依然能从大政方针掌握朝廷大势，使得实学派在任用举人为官一事上进入某种低潮期。不过，申时行囿于自身见识，对于有些看起来不甚重要，实际上却很有影响的职务却限制不多，因此实学派仍然在此期间往这些岗位上添入了不少能力出众的举人——比如前面提到过的，高拱很是重视的马政方面。
广义上来说，大明的马政，在高拱接手时期已经堪称稀烂，即便高拱选调了许多年轻能干的举人进入马政系统，本身也只能把这稀烂的马政往上拉到勉强能用的地步。但是，由于俺答封贡的顺利进行，以及高务实的京华商社开始掺和其中，大明的马政开始快速扭转颓势。
马政马政，首先要有马，然后才配施政。原先马政难搞，一方面当然是负责马政管理的队伍拉胯，但更重要的一方面还是在于真的没马。
俺答封贡之后，土默特虽然非常愿意与大明互市贸易，但他们也不傻，并不愿意拿出最好的马种卖给大明，公马母马都不行，他们往往只肯卖骟马。
后来经由高务实的“经济影响计划”，土默特从上层到底层，越来越离不开大明的各种生活物资贸易，进而发展到没有足够的钱来进行贸易。
说是钱不够，其实就是自家的货物不够。由此，高务实展开了第二阶段计划，开始说服土默特出售矿山、盐湖等资源的开采权，以及出售“非战马”级别的其他各种马匹，包括公、母马种在内。
此时高务实已经出任辽东苑马寺卿兼金复海盖兵备道，于是在高务实的运作下，朝廷开始振兴马政，首先就是在辽东试点。由于高务实很快打赢了辽南之战，收复了辽河河套地区并晋升辽东巡抚，因此这项工作开展十分顺利。
辽东马场的振兴就从刚刚收复的辽河河套开始，高务实在那里将原先炒花部的草场划拉了至少一半，建立了新的辽东马场，一开始就用从土默特买来的马种培育挽马等非战马类马匹，后来又用缴获的炒花部战马种马开始培育战马——当然，他还有私底下的手段从土默特、嫩科尔沁乃至叶赫部搞到战马种马。
总之，“新马政”由此起步，大明开始真正有了自己的各类马匹培育基地。这就需要大量的人手，而且并不仅限于养马育种的专业人士，还包括大量的管理人员。
专业人士其实反而好办，大明只要肯花钱，多的是日子不好混的蒙古人愿意为大明养马——别说养马了，投靠大明的骑兵将校都多的是，各部边军谁没有几支“达兵”(本意是鞑兵，为了说得不那么难看，写做达兵)？
笑话！李成梁也好、马芳也罢，一直到原历史上的吴三桂，但凡牛逼点的边帅，谁手里没有一支充斥着大量蒙古人的精锐骑兵家丁部队？
后世总有人喜欢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提什么民族矛盾，实际上这年头都还没有“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哪那么多民族矛盾？当大明内政干得不好，就会有大量的汉人“投北”；当草原上受灾严重要饿死人，就会有大量的蒙古人“投南”。
活下去都无比艰难了，民族还算什么隔阂？更别说高务实的习惯懂的都懂：钱给够，跟我走。
于是，欣欣向荣的辽南马场就成了实学派往里投入大量举人轮流刷经验、刷资历的好去处……之一。
既然说了是“之一”，当然这种好去处就不是只有一个。随便举几个例子：高务实当初推动军工私营的时候，有个不太“资本主义”的做法，即要求朝廷往这些私营军工企业任命监察人员，一来监察军工产品流向，二来监察企业财务，当然这主要是为了监督纳税。
总之，高务实的各种改革越多，朝廷需要用人的地方就越多，但这些用人的地方往往又不需要派一名进士出身的官员去赴任，因此实学派就开始大量使用举人。
举人也是读书人，甚至也算佼佼者了，其背后多数都是有其家族势力的，所以这样一来，实学派就不仅是在官场上成了举人阶层的大靠山，而且还在无形中拉拢了海量的地方势力。
心学派在面对实学派的竞争越来越力不从心，不只是受到高务实个人地位和权威的压制所导致，更是在基层官场全面落败所导致。
直到如今，心学派的核心基本盘都还是江南士林，但他们在“浮于表面”方面着实无可救药，竟然没有发现自己能够依赖的力量其实并没有覆盖整个江南士林，而是只有江南士林的顶层，即那些中了进士或者觉得自己迟早能中进士的读书人！
过度的精英化，让官场上的心学派将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完全脱离了底层——不只是底层人民，甚至是底层读书人。在这种时候，它不衰落谁衰落？
但高务实仍觉得它衰落得不够快，所以又配合着南京皇宫修缮案打出了一波新攻势，就是这道《请广用举人以固西域疏》。
别看高务实给它限定了“西域”这个框架，其实朝堂上明眼人多着呢，他们都已经很熟悉高务实的操作了——西域肯定只是个试点，等在西域试点成功，发现这套办法确实行之有效，将来或早或晚总会推广全国。
试想一下，在高务实的操作之下，实学派彻底成了举人们的靠山，而举人在有做官资格的人中占了七成，一旦这项政策在全国铺开，实学派在朝堂还有对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