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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钱科长这话可真有意思。如果，在下是说如果——如果皇贵妃娘娘真的涉桉，谋划或者至少是参与了‘药膳桉’，那么这皇贵妃的身份还能保得住吗？
她若是保不住这一身份，那么皇三子便不过是一位普通皇子，既非嫡、亦非长，与皇嫡子、皇长子二位再无相争之资格。试问，这却如何适得其反？”
钟兆斗与钱梦皋原本关系是很不错的，可惜在大明官场之上，师生关系才是绝对不能背叛的，朋友之谊嘛……不妨往后稍稍。
这世上除了父母之恩可能归于人类天性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其实都有价码。忠诚往往只不过是背叛的代价大过了可获得的利益而已，背叛则反之。
当然，在“民族国家”思想形成之后，一些道德水准较高的人有时候会仅仅出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而舍生忘死，这就是另一种特例了。
总之，钟兆斗的态度已经表明，他将毫不犹豫地站在师相一边，至少在当前这件事上与钱梦皋势不两立。
他这番反驳也是有道理的，之前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贵嫡贱庶，是儒家礼法上安排妻妾身份尊卑的主要原则，而母亲的身份尊卑连带影响所生子女的尊卑。
因此，即便没能把郑妃本人怎么着，但只要把她的皇贵妃身份打掉，这件事就算成功了，怎么你钱梦皋还说会“适得其反”呢？反，反在哪啊？
这个身份尊卑问题，可以参考《春秋·公羊传》，其中曰：“隐(公)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公)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也就是说，正妻之子为嫡子，嫡子中择立年长者为嗣，而不立贤者；媵妾之子为庶子，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需择立庶子为嗣，则以立贵为原则，避免因众妾同时生子带来继承次序的争端。
因此，何休注云：“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注：中国不同时期尊右还是尊左并不固定，从此处可以看出当时是尊右的。]
在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下，妻在家内的地位尊于众媵妾，有“女君”之称，嫡子地位高于庶子，即是源于亲生母亲为嫡，地位尊贵。
隐公与桓公同为惠公之子，然皆非嫡妻所生，但是“桓母右媵”，为媵妾中地位最尊者，因此桓公贵于隐公。
所谓“子以母贵”，正是指子依母亲身份之尊卑排定继承的次序。因此，隐公虽年长于桓公，又有贤能之名，仍以“母贱”而不得立。
这就可以看出来，嫡庶贵贱之辨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妻妾身份地位尊卑的划分，二是子嗣宗法地位高低的区别。前者影响后者，而后者又与家族继承问题密切相连，可见“嫡庶之辨”是一妻多妾家族礼法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母与子的身份尊卑有密切的联系。
朱翊钧之所以在此前那些年里将郑妃的身份一提再提，最终提高到“皇贵妃”这个“副皇后”的位置上去，除了要展示自己对她的宠爱，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提高朱常洵的地位。
试想，朱常洛是庶长子，这一点无从改变，那么朱翊钧这个做父皇的，要想让朱常洵获得对朱常洛的优势，或说至少与朱常洛并驾齐驱，除了从《公羊传》中提到的这一制度来想办法，还能如何呢？
当然，后世之人听得更多的可能还是“母凭子贵”。尤其是经过很多宫斗戏的狂轰滥炸，很多人恐怕都已经搞迷湖了，不清楚到底是“子凭母贵”还是“母凭子贵”。
这时回头看看就会发现，《公羊传》中亦提到了“母以子贵”。那么，何谓“母以子贵？”何休注云：“礼，妾子立，则母得为夫人。夫人成风是也。”
这里的“夫人成风”是指《春秋经》载：“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又“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
风氏为僖公之母，庄公之妾，僖公得立，故尊为夫人。《春秋·左氏传》曰：“传，五年春，王使荣叔来含，且?，召昭公来会葬，礼也。”
“含”是古代放在死者嘴里的珠玉等物，“?”则是赠给丧家用以送葬之物。杜预注曰：“成风，庄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礼?之，明母以子贵，故曰礼。”
然而《春秋·文公九年》经曰：“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谷梁传》亦云：“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见正焉。”以为秦人不以成风为夫人，以妾为妻非礼，故正之。
这里就有点复杂了，《春秋经》记载僖公妾母为夫人，三传对《春秋》记其事的诠释互相矛盾：
《公羊传》未针对成风为夫人特别解释，但在《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提出“母以子贵”之说；《左氏传》谓周天子以夫人之礼会葬成风合于礼，承认成风为夫人合礼；《谷梁传》则讥以成风为夫人是以妾为妻。
春秋三传对于以成风为夫人是否合于礼，见解明显不同，因此“母以子贵”在礼法上是否具有原则性的地位，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
事实上，“母以子贵”与“嫡庶之辨”，二者本就存在冲突。妻妾嫡庶之辨原本是由婚姻缔结的仪式而来，嫡庶的身份是固定的，而“母以子贵”却打破这项固定身份尊卑的原则。
当然，如果一定要问究竟是“子以母贵”还是“母以子贵”，那就只能按照时间来区分。
一般而言，在一个大家族中，或者干脆就是天家之中，那么当儿子年纪尚小、地位未定之时，是子以母贵；当儿子排除万难、继承家业或帝位时，则是母以子贵。
当然，偶尔还有一个中间态，即儿子已经取得继承人身份但尚未继承时，这种情况下作为孩子的生母，通常也能母以子贵。
不过，历史上也有例外，如汉武帝刘彻就首创了一条令人闻之色变的制度：立储杀母。这个制度本书前文曾经提及，就不赘述了。
总之，立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即便大明的规矩早就立在那儿了，朱翊钧仍然试图——至少曾经试图通过“古已有之”的手段来加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