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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其实以高务实如今的名声地位乃至于当前所居职务的重要性，他要强保宋良佐并不难。甚至他都不需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直接了当以他“天下第一文帅”的资格写封奏疏送给皇帝，就说宋良佐甫一履新，地方上许多事务难以上下齐心，请皇上给他一点时间，平定播州这件事他一定能办下来——如此几乎就足够了。
安全起见，还可以说宋良佐赴任前就曾经写信给自己，提到过平定播州的办法，自己非常赞同，然后拿出他自己安排给宋良佐的那套计策给皇帝看。倘若还愿意再帮一手，甚至可以说宋良佐此次之败原本就是计划好的，乃是骄兵之计，之所以之前不说，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不过，高务实很清楚朱翊钧的性格和做派，更清楚他的聪明。虽说宋良佐刚一到任就急急忙忙发动了一次失败的进攻，但皇帝知道宋良佐是实学派，而实学派在军事上最终总有他高务实去兜底，故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将宋良佐换掉可能导致的问题明显可能会更大。
实学派会担心宋良佐被换掉，新的四川巡抚未必能有效配合执行实学派的军事计划，但皇帝只会更加担心这一点，因此皇帝不会轻易动摇这个人选。况且如今高务实还在更加重要的灭元战线上领着六十万大军征战，此时把实学派另一战线上的主帅换掉意味着什么？
所以皇帝本身就应该是要保宋良佐的，此刻实学派只要随便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让皇帝能够顺着杆子往上爬就行了。
高务实作为朱翊钧的信重之臣，当然会给出这根杆子，因此立刻写了一道奏疏和一封给周咏的答复信件，前者以官方渠道送回京师，后者飞鸽传书给周大司马。
奏疏走得肯定比飞鸽传书要慢不少，周咏接到信之后完全有时间安排各项相关事务，同时想好在朝堂上的应对。
除此之外，针对播州的事情高务实还得另外写封信给刘馨，让她这位秘书长以自己的名义通知京华在西南诸省的力量准备进行相关配合，这些事情过于繁琐，就不必一一展开了。
搞定这些，高务实把心思转回当前的战争形势，但还没沉下心来思考，却忽然想到这些事情的关联性。
似乎……出兵伐元这件事现在成了引蛇出洞的引子，一下子就钓出了偌大一个播州宣慰杨应龙。那么，会不会还有其他原本隐藏在暗处的阴谋家会趁此机会跳出来搞事？亦或者并不直接跳出来，却在暗地里更加肆无忌惮的搅风搅雨？
想了想，高务实觉得这个可能不仅有，而且非常大，至少心学派目前毫无动静的表现就十分不合常理。按照历代正常的党争习惯而言，心学派此时应该深感威胁逼近，然后处心积虑搞破坏才对呀。
也许高务实本质上就是那种“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人”的人，他设身处地站在申时行、王锡爵的立场想了想，实在觉得心学派在当前局面下其实危机四伏，再不动一动就可能出大事了——只要他高务实此战得胜，心学派就不得不面临被实学派全面压制的巨大危险。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实学派——尤其是实学派高党一系，因为掌握六部之中吏部、户部、兵部这三个实权最大的部，导致高务实在朝廷中的施政实力本就超过心学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务实再取得一次大明朝期盼了两百年的胜利，情况将会如何？
极有可能高务实要以未及而立之年跻身内阁，同时在实学派内部全面压制许国沈鲤联盟，将整个实学派的“江山”一统于麾下。
这意味着什么？至少，首先就意味着沈鲤掌握的都察院被纳入高务实的实际掌握，让高务实在言官体系的话语权得到极大加强。
届时，他不仅实际掌握吏部，还实际掌握言路，则朝廷的用人之权几乎尽操其手——除非皇帝反对他的意见，否则就是他想用谁便用谁，他想黜谁便黜谁，这还得了？
何况以皇帝眼下对他的信任，如果再添那样一场大功，指望皇帝反对他的意见，这本身就已经近乎梦呓了。恐怕到了那个时候，高务实唯一有可能算得上“弱点”的，就只剩一个“功高震主”了。
然而，那还得皇帝真认为他的“功”高到能够“震主”才行，而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似乎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这其实也并不奇怪，大明朝的权力架构原本就与过去历朝不同。大明连宰相都没有，内阁即便是首辅也没有“开府”之权，朝廷一切的行政、军事、司法大权归根结底全在皇帝一人之手。在这种权力体系之下，高务实拿什么“震主”？
在大明朝，如果光凭声望就能震主，那当年的于谦又怎么会死？要知道，高务实眼下即便立下灭元之功，但这功劳即便再大，性质上也只是锦上添花，于少保当年那可是力挽狂澜于既倒，差不多可以算作是再造大明了呀！
可是于谦的下场如何？英宗复位之后，一个谋反的罪名扣上去，于少保立刻被拿下，最终被判斩绝，而于谦本身也没有任何抵抗之举，甚至连辩驳都没有——他是明白人，知道事已至此，自己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不如不说。
可笑的是，当初迎回英宗这事还是于谦力主的。原本景泰帝朱祁钰是不想将哥哥英宗迎接回来的，是在于谦的极力主张之下，朱祁钰才勉强同意了将英宗迎回。因此，张廷玉在《明史·于谦传》中还特意记载：“卒奉上皇以归，谦力也。”
正因如此，以至于景泰八年代宗朱祁钰病重，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上皇朱祁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虽然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但后来还发生了一点小故事。
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先诬陷于谦等人制造不轨言论，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
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