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显然是大明朝最强大的物流集团，在“运输承包商”这个位置上的地位不可动摇，而且收费也相对比较公道，深受各地衙门的信赖。
这种情况到了今年，可能是由于高务实已经坐稳了户部尚书位置，各地衙门或者说各地主官忽然不约而同地开始鼓噪一件事：取消粮长运输制度，全国上下的金花银和实物粮税改由京华统一运送。
这件事来势汹涌，朝廷在一个月内收到七十多封来自于各地衙门的奏疏，清一色都是说这件事。高务实发现，最开始的鼓噪这件事的是江南地区，以心学派官员为主，但到了后来却连实学派官员和中立派官员都开始跟进，造成了现在这种满朝呼声的局面。
按理说，生意上门应该是好事，毕竟京华虽然收费不高，但既然是买卖，就一定是有利润的，何况京华的运输力量本来就强，闲着也是闲着，多点生意有什么不好？
然而高务实却警惕起来，总觉得这件事的背后是有人推动的。而至于原因，则或许是多方面交织形成。要解释高务实这种警惕甚至怀疑，必须先说一下那个具有大明特色的粮长制度。
大明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朱元璋颁布了《蠲两浙秋粮诏》，首次搞出来一个“粮长制”。该制度简单的说就是朝廷不再派遣官吏收粮，而把征缴重任交给村德高望重的村民，是为粮长。此诏中谕令：“……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
粮长制度首先在浙江实施，后来推行全国，成为了大明的一项重要制度。问题来了，老朱为什么要搞粮长制呢？
其实老朱自己在诏书中说得还挺明白的，搞出粮长制的基本原因出自“兼以贪官污吏害民肥己四载于兹，朕深悯焉”。
元代官场腐败严重，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本来朝廷各种杂税就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官吏们又借着征粮中饱私囊，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天然地对官吏带有仇恨，所以他出于爱护百姓的目的，就让民间自己收税。
按照老朱的想法，大家乡里乡亲的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向自己人收税，肯定不会太为难。此所谓“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同时搞粮长还有个好处，就是减少了公务员的配额，可以给国家节省开支。
因此，老朱在他的大诰中说：“粮长之设，便于有司，便于细民。所以便于有司，且如一县该粮十万，止设粮长十人，正副不过二十人。依期办足，勤劳在乎粮长，有司不过议差部粮官一员赴某处交纳。”
你瞧瞧，多好的政策！原来要养十个人、二十个人才能办好的差事，现在交给民间自己办了，只要派个人过去交接一下拿回来就完事。真是省人又省力，还不会出现什么欺男霸女的丑事，多么伟大光明正确。从大诰、诏书的字里行间，但凡识字的人都能看得出老朱对他的粮长制有多么满意。
于是乎，粮长制开始推而广之。大概是因为要产粮大户多承担社会责任的缘由，“田土多者”为粮长，粮长职位当然就落到了地主乡绅的手上。
毫无疑问，在封建专制社会，权利必然带来好处，而当权利给了有资源的人，自然就更是大大的好处。地主乡绅本来就是掌握相当社会资源的人，再坐上了粮长的位置，有了征粮的权利，诚可谓是如虎添翼，能得到大大的好处。
这好处首先就是可以借着做粮长中饱私囊。粮长的主要职责，是粮税的催征、经收、解运。按照规定，粮长先要领到官府的勘合，之后按照要求给里长下达征粮指标，然后里长再把任务布置给甲长，甲长再挨户征粮。
甲长收到的粮食之后，汇总给里长，里长汇总给粮长，粮长清点汇总完成之后，还要负责押运至指定地点，这样才算是完差。
很显然，在这样多层次的办事过程中，大可以发挥聪明才智，通过各种方法巧立名目，营私舞弊，获取暴利。
比如就在洪武年间，就有个粮长叫邾阿乃的，他巧立名目搞出了一大堆名堂，诸如收舡脚米、车脚钱、脱夫钱、造册钱、粮局知房钱、看米样中米等等。本来朝廷给他的收税定额只有一万石大米，结果这厮不仅收了三万两千石大米，还收了一万一千一百贯铜钱——他当然不是为了混个业绩出色，一万石大米之外的多余部分显然全部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这可不是个例，比如又有嘉定县粮长金仲芳等人，私自附加了十八项税种，同样捞得盆满钵满。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朱元璋治贪极严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所以粮长腐败者，都会剥皮揎草。但是与其他贪腐情况一样，即便是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之下，仍有不少人铤而走险，可以见得其中的油水有多厚。
对了，粮长除了收粮这个主业之外，朝廷还会经常性给他们摊派一些别的任务。比如参与清查核实土地、编制鱼鳞图册、带领民众开垦荒地、甚至对乡里百姓进行道德劝化，乃至参加司法诉讼，做“陪审员”。这些职位都大有油水，即使没有油水的部分，至少也可以对百姓呼来唤去，高台教化，好不威风。
此外，粮长还享有一些政治特权。比如粮长犯了某些罪，是可以罪减一等，乃至花钱免刑的。《明实录》载：“洪武八年十二月癸巳，上谕御史台曰：‘比设粮长，令其掌牧民租，免有司科扰之弊，于民便甚。自今粮长有杂犯死罪及流、徒者，止杖之，免其输作。’御史台臣言：‘粮长有犯，许纳钞赎罪。’制可。”
诚然，这里说的犯罪不包括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这些职务犯罪，只能赎免“杂犯”，但即便如此，也已经是高人一等了。
不仅如此，大明早年的粮长每年还要由官员带领，将他们送到京城“验明正身”，然后朝拜皇帝。
这可就厉害了，乡下的土财主居然能见到皇帝，那可不是荣幸之至，能吹上一辈子牛么？而此时，皇帝看了官员对粮长的考核报告之后，还会对优秀的粮长给与赏赐，有的甚至直接封官。
例如浙江乌程人严震直，原先就是个粮长，其进京述职时候朱元璋说他办得好，直接给了他一个正五品的通政司参议，诚可谓是青云直上，一步登天。
总而言之，大明初年的粮长在地方上，那真是既有权又有势，实在是大大的好差事，人人爱当，人人想当。当上了的绝不肯让给别家，只希望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能做下去，所以那时候的粮长都是“永充”的。
不过正所谓花无百日红，到了后来，做粮长居然变成了一件要命的差事。
时人顾元庆在《夷白斋诗话》中就说，常熟有个暴发户，买了一大片田。这时候来了一个道士找他化缘，暴发户不肯给，道士就在他家墙上题了一首诗：“多买田庄笑汝痴，解头粮长后边随。看他耕种几年去，交付儿孙卖与谁？”
你现在买田买地闹腾得欢，但等以后做了粮长，那可有你哭的时候。这话可不是胡说八道，当时吴中人“畏(粮长)役如畏死”，宁死都不做粮长。
万历十六年举人朱国桢在他的《涌幢小品》中说，“民避粮长之役，甚于谪戍”。他还讲了个故事，说长洲知县郭波与退休的老尚书刘缨有隙，于是就给刘缨家里的七口人都安排上了粮长，结果老尚书知道后，居然活活给气死了。
从人人趋之若鹜，被视为乡下权力与名望的巅峰，变成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神，这粮长一职在大明朝两百年的历史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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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昨天的一章估计是因为某宗教原因被屏蔽了，我改了一下提交解禁，依然被判违规。呵呵……好像4时内还不能再次申请解禁，等过几天我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