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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哈，兄弟二人各守一门？”曹?闻言哈哈大笑：“这算哪门子妙计？”
戚金也觉得不可思议，皱眉道：“总戎言之有理，这算什么计策，依我看连正常应对都谈不上。”
麻承勋虽然出身宣大将门，但他少年时其实是跟随马芳历练出来的，长于骑兵而非步兵作战，属于大明九边比较少见的攻击型将领，对于守城反而不那么擅长。因此他听得这番话之后不禁有些意外，问道：“这是为何？哦，我是说为何连正常应对都算不上？”
戚金也知道麻承勋是骑将，于是回答道：“麻参戎，努尔哈赤对舒尔哈齐既然已经颇为怀疑，但现在又不得不借重他手头的兵力来守城，那么通常而言，就更不该将舒尔哈齐单独用于一方。
若换做我是努尔哈赤，此时此刻最应该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尽量将舒尔哈齐的兵力分散，绝不能让他们聚集在一起；二是将舒尔哈齐本人牢牢栓在自己身边，不让他有单独行事的机会。
那么具体到此次守城，则必然是我与舒尔哈齐联手坐镇赫图阿拉的中心位置，东、南二城门分别交给麾下大将额亦都与安费扬古去守。舒尔哈齐麾下亦有四员大将，分别为乌尔坤、纳齐布以及常书、扬书兄弟，则使此四人为额亦都、安费扬古之副，分别支开。
如此，舒尔哈齐虽有三千兵马，然分驻两门，又有额亦都、安费扬古领命坐镇，虽势大，不难制也。
而我本人则只需看住舒尔哈齐，让他无法对两门之兵传令，则乌尔坤等人既无名义作乱，又担忧其主安危，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如是，则舒尔哈齐这三千大军便如我亲掌一般，何其善耶？”
麻承勋恍然道：“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戚参戎言之有理。”这就是进攻型骑兵将领和防守型步兵将领思维的不同。
按照麻承勋的习惯思维，则大家麾下都是骑兵，又在野外作战，那么额亦都与安费扬古绝对看不住乌尔坤等人。
道理很简单：乌尔坤等人若是铁了心要带着手下脱离，额亦都与安费扬古必不敢深追——曼古歹战术的特点就在这里，前面的人往背后射箭，后面的人追过去只能挨射，还手什么的纯属痴心妄想，因为根本射不到人。这是个相对速度的问题。
戚金的思维则很符合守城的情况，这个就不必解释了。
现在戚金把道理摊开来说明白了，曹?便做了个总结，道：“所以简而言之，努尔哈赤这么做，要么是愚蠢少智，要么是别有居心。”
麻承勋一想，努尔哈赤既成功伏击过自己，又使诈击败了李成梁，这么一个人，怎么也不至于愚蠢少智。换句话说，他这样做无非就是别有居心了。
“可这消息是舒尔哈齐送来的。”麻承勋皱眉思索着道：“眼下战局分明，努尔哈赤已经是瓮中之鳖，标下很难相信此时此刻的舒尔哈齐反而打算要为努尔哈赤尽忠陪葬。”
戚金沉吟着道：“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努尔哈赤临时许给了舒尔哈齐特别大的好处，舒尔哈齐见利忘义，又和努尔哈赤站到一边去了？”
这次曹?没有立刻作答，只是露出一脸深思的表情来。
实际上曹?自己是有这种怀疑的，然而此前高务实给他的数封密函之中所表达的意思都很明确，高务实认为舒尔哈齐不会和努尔哈赤长期同心同德，迟早是要闹翻的，而大明只要对舒尔哈齐多使点劲，这个闹翻的时间就一定会越发提前。
高务实一贯不是靠直觉支配自己的行动，甚至未必全凭“历史证明”，他的决定必然是经过详细的推断才得出来的，有关“舒尔哈齐迟早要与努尔哈赤闹翻”这个结论也是一样，主要出自于他自己的推论。
舒尔哈齐被努尔哈赤囚杀，这是后世中外史家基本公认的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大多认为舒尔哈齐死于与其兄努尔哈赤的权力之争。
高务实原本也同意这个观点，但当他身处大明这么多年并且出任过一段时间的辽抚之后，却对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他现在认为舒尔哈齐兄弟之争，决不单是统治阶级内部规律性悲剧的重演豆箕相煎、同室操戈权力的争夺，而是一场“拥明”与“叛明”两种思想碰撞下产生的政治斗争。
由于努尔哈赤自己搞出过“七大恨”，他的叛明思想就不必细说了，因此高务实推论的第一点，是拥明派的社会基础和“舒尔哈齐拥明派”的形成。
高务实为此仔细回忆过自己当初看过的史书，发现在努尔哈赤起兵的早期记载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间题，那就是努尔哈赤各种实录的纂修者，均浓墨重彩描绘出一幅幅“太祖”屡遭族人、仇人暗害的惊心动魄的场面。
从其起兵后的第二个月起，到翌年五月止，暗杀事件的记载就达五起之多。后世史学界通常认为这是女真族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固有现象。但高务实认为，此说只是注意了事物的内部发展性，而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清太祖实录的纂修者对此冠之为“忌上英武”，而回避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即六祖子孙和仇人的暗害活动，为什么恰恰发生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后？这是巧合，还是有深远的历史背景？
《满洲实录》中作出过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记载。万历十一年，当努尔哈赤向大明边臣索要尼堪外兰时，“明边臣日尔祖、父之死，因我兵误杀，……又赐以都督勒书，事已毕矣。今后如是，吾即助尼堪外兰筑城嘉班，令为尔满洲国主。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
这则记载初看很平常，细看则会发现，其说明“国人信之”的是明朝的号令，国人拥戴的是明朝指定的首领。正因如此，“其五祖子孙，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尼堪外兰”。换句话说，他们都作出了与“国人”相同的政治选择。
由此可见，大明皇帝“天下共主”的观念，确实已经深入人心。这种世代因袭的、传统的观念，已经成为人们思想上难于逾越的藩篱，它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权威性，甚至连努尔哈赤本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敢公开打出反明的旗帜。
其子皇太极在四十年后的天聪八年七月，在致书大明崇祯帝时，也依然承认“满洲原系属国，此不惟皇帝言之，即予亦未尝以为非也。”这其实是大明维护全国统一的力量所在，也是努尔哈赤起兵后，女真族内部拥明派的思想基础。
所以，当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后，颇以难觅知音为苦，政治上的盟友一经人以明廷的是非相开导，马上就是“遂背约不赴”。
尤为“不幸”的是，努尔哈赤早期唯一的主要支持者、妹夫噶哈善，也为族人所杀。当努尔哈赤欲集众收其骸骨时，诸族昆弟竟“无一人往”，努尔哈赤成了“诸族皆仇”、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这种四面楚歌的处境，真实地反映了人心的向背，这是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明朝承袭元朝在东北的统治后，在中枢与地方少民的统属关系方面，采取了“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的政策。
这种以各部酋长统摄其族的措施，一方面能使诸部自相统属，主持本部事务、发展本部经济，收到“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的实效；另一方面却形成了“每村每寨为主，每族为长”的无数大大小小的分散于各地的地方势力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