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说来真是王先生倒霉，海瑞在应天这一通大战下来，把江南官场得罪了个遍，徐阶虽然倒了大霉，但在给门生张居正送了一笔银子之后，张居正找到高拱，代自己的老师去说和。
高拱虽然风闻张居正收了银子，但考虑到张居正毕竟本身是主张改革的，为徐阶说和可能只是碍于师生情面无法推却，于是决定收手——这里有个前提，即徐阶服软同时也就代表江南士绅官吏对于一条鞭法的推行已经捏着鼻子认了。高拱的目的既然达到，从名声上考虑也就不打算非得把人整死。
只不过这一来，海瑞就被坑了。
高拱只管政策推行是不是顺利，现在事情办妥，风声也从张居正这边放了出去，江南官员在大松一口气的同时，就想起复仇来了——当然不是对高拱，高拱圣眷太隆，他们自忖搞不定，他们的复仇是对海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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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紧接着海瑞就被弹劾了，不是一封两封，是雪片般的弹章从江南飞往通政司，进入司礼监，呈送穆宗案头。
接下来的剧情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套路：海瑞上疏自辩，只不过作为外官，他不能像高务实这次谤君案一样闭门不出，工作还是得干的。
这一次海瑞的自辩，在时间上很碰巧，正好是京察期间。于是海瑞一事不烦二主，上了一道《被论自陈不职疏》，洋洋洒洒写了大几千字为自己自辩。
本来这没王锡爵什么事，因为王锡爵在这段时间里挺低调的，绝不和海瑞对着干。谁知道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海瑞因为被弹劾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细碎琐事”，牛脾气上来了，在自辩中针对一大堆琐事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和举证。
这里头不小心提到了一句：“王锡爵见转北司业，抬轿直入二司，中道致害入皂??责三十。”
按理说，海瑞这道又自辩又请辞的疏文写了大几千字，对至少数十起诬告都作了回答，而王锡爵这里一共才二十四字，实在不算什么，以穆宗皇帝的习惯来说，搞不好都没怎么细看，根本不碍事。
然而王锡爵是何等人？他重视名声羽翼的程度比高务实更甚，自然是闻之大怒啊。
这件事说的是什么？说王锡爵由南京国子监司业升转北京国子监司业的时候，大概是觉得自己又要回京了，重用在即升转北京这事是高拱的意思，于是有点膨胀，“抬轿直入二司”——架子大了点。
架子大点其实不算啥，但麻烦在于中途出了点意外，“中道致害”——海瑞没写明致了什么害，但大抵应该是撞伤了人吧。于是呢，海瑞就把抬轿的轿夫抓起来打了三十板子。
放在寻常老百姓眼里，这事自然是小事，毕竟挨打的只不过是轿夫而已，王锡爵本人一根毫毛都没伤着。
可是账不是这么算的，这板子虽然打在轿夫屁股上，可在王锡爵看来无异于打在自己脸上啊！
何况你打了也就打了，这事了不起也就在当地传上一段时间，等过些时日大家也就忘了。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这事写进奏疏里去啊！
写进奏疏，这尼玛就在朝廷存档了啊，我王锡爵的这张脸就这么被你一巴掌抽到史册里去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梁子就这么神奇的结下了。
海瑞得罪人是常有的事，他当时也没在意，事后才从旁人口中得知，不过却也没当多大个事——反正他老人家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也不差王锡爵一个。
从此之后，王锡爵再也没和海瑞有任何来往，无论公私都没有。所以，今日忽然接到王锡爵的信，海瑞自然一下子就嗅出其中的异味。
海瑞看了看信，却发现这信写得比高务实的信还要含蓄，不仅没有提往日恩怨，甚至连“南察”二字都没提。
王锡爵这封几乎没有任何油盐的信里，只有一句话颇为可疑：“江南以一隅之地而供天下近半，官绅百姓久苦苛政，百业凋敝，岂足长久？”
海瑞虽然刚直，但刚直并不是迟钝，他很快便意识到，王锡爵想要表达的意思就在这句看起来只是泛泛而谈的寻常话里。
江南税重，这个说法放在整个大明来看的确如此，但大明本身就是赋税极轻得朝代，而且江南的定税是按照洪武年间的农业水平，尤其是粮食产量来制定的。
如今时过境迁，江南经济的主力早就不是生产粮食，而是转为养蚕制丝、造纸印刷、瓷器船舶等行业。同时，商业方面因为此前几乎没有征税而飞速发展，民间商贸极其兴盛，甚至出现了后世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这种情况下，非要说江南“官绅百姓久苦苛政，百业凋敝”，纯属睁着眼睛说瞎话。
凋敝？凋敝成什么样？凋敝出十里秦淮了？
你欺负我瞎啊！
不过，正如同汉弗莱爵士的名言之一，“我在说立场，与事实无关”，王锡爵这话自然也是在说立场，至于事实……那个不重要。
海瑞想明白了这一点，不禁冷笑起来：“余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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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有朋友猜到王锡爵这封信的真实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