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点了点头，没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缠，只道：“新任巡抚，我的意思是，让阮文中去。”
张居正对贵州巡抚的安排没什么兴趣，点头表示认可，但补充了一句：“刘显到任前，要叮嘱阮文中切不可擅自开战。”
高拱笑了笑：“那是自然。而且，即便刘显到了，一时之间也不可能开战，我的意思是西南这件事，朝廷必须公允持正，能不打仗绝不要去打，那是下下之策。”
张居正点了点头，把话题一转：“打仗的事情，现在还是集中在北边……若视宣大、蓟辽为京师左右两翼，如今的局面，必有一翼须得发力，震慑北虏。”
高拱心中一动，暗道：果然，张太岳在意的还是这件事。只是，这件事可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呐。
大明自土木之变走上战略防御以后，南倭北寇的祸患蔓延不绝，为此，明廷和边境百姓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长期以来的种种努力收效不大。
至嘉靖朝，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庚午之变”的发生乃至于隆庆元年“汾石之祸”的发生，使朝廷不得不对北部边防做出一些调整和整顿。
自嘉靖后期至隆庆时期，杨一清、王琼、翁万达、戚继光、王崇古、马芳、李成梁、方逢时等一批军事将才被起用或升迁，他们为加强边防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谭纶被调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事物，在他的提议下明廷用了两年半时间，于隆庆四年春筑成空心敌台。
隆庆元年十一月辛酉，徐阶等“廷议防虏”，经过讨论，形成“御虏十三事”，包括责实效、定责任、明战守等，虽然当时这些话都是套话，但经过高拱与张居正的直接关照，边政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隆庆二年八月，张居正上《六事疏》，其一就是“饬武备”，而且也付诸实施。隆庆三年九月，穆宗“大阅将士于京营教场”。参加大阅的精锐士兵有十二万，这对改变长期以来士兵遇战“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变色”的恐惧心理的改善意义重大。
这次大阅，是张居正所推动的，高拱当时不在朝廷，但对此很是满意。大阅标志着朝廷军事积弱局面开始扭转，在处理北部鞑靼问题上逐渐取得了主动权。另如征银招募来补足军队数量等改革的进行，张居正也一直尽力在办。
其实也正是因为张居正不比徐阶、李春芳这些甘草宰相，他能做事，所以高拱明知道两人已经开始有些龃龉，却仍然一直维持盟友状态。
高拱自己在这些方面当然也有自己的考虑，他在隆庆三年底复出，隆庆四年初便上《议处本病及边方督抚兵备之臣以裨安攘大计疏》，并接连上《推补兵部右侍郎并分布事宜疏》、《虏情紧急议处当事大臣疏》、《议处本兵司属以仰裨边务疏》、《议处边方有司以固疆圉疏》、《议处各省兵备疏》等书，并得到隆庆帝一一批复。
高拱迅速展开了军事体制的改革和军备整顿，包括兵部人员设置调整、军备人才储备制度、体恤边官的休假和内迁制度、军备官员特迁制度、久任之法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或申严，裁汰庸弱将领、选贤任能，等等。这些举措使明朝军备状况大大改善。
到了这个时候，大明“内功”略见成效，就必须找个机会来展示一下，以震慑俺答。
但问题是：直接从宣大出兵与俺答对刚，还是从蓟辽着手，打击土蛮来震慑俺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