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津自己则开始回答高务实的问题：“其实永定河这个称呼平日只有官府偶尔会用，民间一般叫它桑干河、无定河、小黄河或者浑河。”
高务实笑道：“桑干河与无定河我知道，小黄河我也能猜出个原因来，可怎么还叫浑河？浑河不是在辽东么？”
张津道：“其实叫小黄河与叫浑河的原因是一样的，金、元以后，桑干河——呃，永定河的河水挟沙卷土，水害逐渐增多，尤其是春夏时节，河水浑浊，跟黄河有得一比，是以民间便有了这两个俗称。”
“水害？”高务实心中一动。
高务实穿越前是南方人，当时南方的水患相对比北方更严峻，尤其是世纪之交那几年，连年抗洪抢险，后来他参加工作之后没多久就成了县委一把手的秘书，由于三峡大坝的关系，水患已经好了许多，但他仍然连续几年都参加了抗洪抢险。
当时他所在的市，市委、市政府带头，主要领导划分责任片区，他所在的县也不例外，也是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别划分责任片区，哪里如果出事，片区负责领导就地免职。他这个县委一秘也同样是跟着书记天天巡堤，在洪峰最严峻的时间段，经常性两三天不下大堤、不合眼。别说五十好几的老书记有两次差点交待在大堤上，就连他当时都有一次直接晕倒在了堤上，被拖下去抢救，结果醒来后一分钟没敢耽误，自己推开护士，拔了输液管就立刻往大堤上赶——没有经历过那种天灾危难的人可能很难想象他们这些人的心态：你要说他们是怕被撤职，这种心态当然会有，但更多的一方面，却是真的不敢出事，因为责任太重大了！一旦决口，就是万千家庭毁灭，而且是直接在你眼前毁灭，那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当时作为一个从小被灌输爱国爱民的年轻干部，是真的有一种紧张到喘不过气的感觉。而且当时很多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子弟兵们，有很多甚至都不到二十岁，高务实当时身处那种环境之下，也确实觉得自己做的那点工作不算什么——最起码他没有一天泡在水里十多个小时拿血肉之躯去堵洪水！
高务实稍稍一顿，深吸了一口气，郑重地问：“永定河的水害很严重？何等程度？”
张津似乎回忆了一下，才忽然笑道：“表少爷今日的表现和十年前老爷的表现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若说有何不同，就是老爷当时已经是翰林……记得有一次老爷旬休，去樱桃泉避暑，在路上曾与小人说道过这永定河的河防事，小人大体还记得。”
高务实喜道：“那敢情好，你且与我分说分说。”
于是张津便开始向高务实讲述当初张四维所提及的永定河河防事。
据张四维查证，辽代以前，永定河上游植被保存尚好，河水泥沙量较少，尽管流量亦有季节性变化，但总体相对稳定。在郦道元笔下，永定河“长岸峻固”，甚至有“清泉河”的美称。那时节的历史文献中亦少有水灾的记载，永定河还能载舟行船，有航运之利。
金代以后，随着北京城地位的提升与建设规模的扩大，永定河上游地区的森林被大量砍伐，中下游两岸土地被连片开垦，导致水土流失逐渐加重，河水颜色发黑，“燕人谓黑为卢”，因此被称为“卢沟河”。此后河流含沙量继续加大、水患增多，到元明时就有了“浑河”、“小黄河”或“无定河”之称。永定河冲出北京西南的石景山以后，进入坡降舒缓、土质疏松的平原区，河水“冲激震荡，迁徙弗常”，直接威胁着北京城的安全，其中石景山以下至卢沟桥之间的河段尤为关键。在北京上升为都城、周围州县成为京畿重地的情况下，确保永定河的安澜更是成为京畿防务之要。
“堙障”与“疏导”或称“堵”与“疏”，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历史上自大禹以来既互为对立又彼此相济的两大治水方略，而具体到对于永定河的治理，一直以来偏向于“堵”，也就是筑堤。
永定河大规模筑堤始于金朝。大定年间，卢沟河决于显通寨(在今石景山至卢沟桥之间)，“诏发中都三百里内民夫塞之”。元代永定河的水灾日益频繁，在石景山至卢沟桥段筑堤固岸的工程也不断增多。从世祖至元年间到元末，诸如“修卢沟上流石径(景)山河堤”、“浑河决，发军民万人塞之”一类的记载屡见于《元史》。从这一时期开始，北京城对永定河已经由依赖转为防御。
此后大明定鼎天下，尤其是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因永定河对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威胁并未减弱，浑河“下流在西山前者，泛滥害稼，畿封病之，地方急焉”，永定河泛滥已成为首都地区的大害、地方官员的急务。有鉴于此，修堤的次数持续增加，堤防的长度从卢沟桥向下游两岸延伸，规模及档次也大大提高。
洪武十六年，“浚桑乾河，自固安至高家庄(今属霸州)八十里，霸州西支河二十里，南支河三十五里”。正统元年七月，行在工部左侍郎李庸“奏请工匠千五百人，役夫二万人”，修筑卢沟桥以下狼窝口等处的河堤，这次所修的河堤，“累石重?，培植加厚，崇二丈三尺，广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视昔益坚。既告成，赐名固安堤。置守护者二十家”。嘉靖四十一年，“命尚书雷礼修卢沟河岸”，“凡为堤延袤一千二百丈，高一丈有奇，广倍之，较昔修筑坚固什伯(倍)矣”。这一切都可以反向证明，北京城的安全已进一步依赖于堤防对永定河水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