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换做以前，朱元璋还不担心朱棡会给自己来个“黄袍加身”。
毕竟没有什么参照物，可以让他胡思乱想。可自从《铁齿铜牙李善长》这本小说被朱棡送进宫里之后，朱元璋就对里边的“反派”产生了滤镜。
倘若不是今天朱标和朱棣及时劝诫，他的潜意识里，恐怕又要出现心魔了。
“老三到底还是多虑了，我大明富有四海，又怎会容不下个手握重兵的藩王呢？”
此时的朱棡一行人，已经抵达了位于应天府南部的溧水县。
“不远处就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的无想寺，据说该寺周围还有隋末农民义军将领杜伏威的屯兵地遗址。
晋王殿下如果不急着赶路的话，下官愿意陪同您前往一观。”
看着跃跃欲试的冯诚，朱棡朝着站在自己身旁的溧水知县王承基说道：“孤王听说在无想寺的附近，还有宋代高僧甄公的藏骨石塔、石观音洞，以及元代的招云亭。
如果王知县有时间的话，这些地方孤王都想走一走。”
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并不太看重进士出身，晋升往往重政绩而非资格。
即使是进士出身的知县，也只能慢慢往上升。
因此那些新科进士们往往都是提心吊胆，惟恐发外去做知县。
再加上大明县制的弊端也不少，其中有些弊端还相当严重。
仅是后世史学家总结出来的，就有至少四点比较严重的问题。
第一、大明县官与县吏，设置的比例极不合理。
一县衙官员最多才四人，需应付来自六部和省、府，两个方面的各种指令和检查。
还要从钱粮、刑名、学校、风化、生产各方面，有效统治全县几十万百姓。
因此县政把持在群吏手中，最终导致行政者无权，有权者又非行政决策者的混乱局面。
第二、大明考察县官政绩首列催科，实际上就是逼官残民。
为完成征派任务，各地知县全然不管百姓死活。
本来有田才有田赋，然而到了明中期天下额田已减半。
所失额田均被官僚、绅衿、地主，利用飞洒、诡寄等手段侵吞了。
然而额田虽失，但田赋却丝毫不能减少，于是知县又把失额推到了农民身上。
第三、大明县衙的办案，是非常黑暗的。
官司的胜负往往不决定于是非曲直，而取决于贿赂的多少，以及权势的大小。
平民百姓一涉及官司，非家破人亡不可。
首先的费是写状词、请讼棍，不请讼棍非败诉不可。
其次要行贿吏书，并通过吏书之手转而行贿于县官。
有明一代，真正为百姓服务、清正廉明、为民请命的县官，几乎是没有的。
第四、大明管治县衙的“婆婆”，也实在太多了。
既有中央六部直接插手地方政务的“条”，也有省、府作为县顶头上司的“块”，甚至还有来自中央的各类御史、钦差。
朱棡之所以选择在溧水县拖延时间，主要就是为了查探王承基及其麾下官吏。
是否存在侵吞额田的情况，以及六部和御史胡乱插手县政的问题。
(本章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