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红俄～军方不傻，就不会给国府完整的资料，删减、篡改、伪造是常规操作，这种事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但是有总比没有好，特务处以前派往红俄的特工，要么已经“失踪”，要么已经去西伯地区挖土豆了，无法进行外调。
反正是做个样子给外人看，有了这些基础资料再配合上监视，一场有模有样的监控行动就可以宣告开始了，对二厅也算有了交待。
古琦摩挲着下巴，将自己的安排做了复盘，确定没有疏漏之后打了个哈欠，慢慢闭上眼睛，坐在椅子上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消失了整晚的归有光急匆匆走了进来，从随身的皮包里取出一个文件袋，递到了古琦的手中。
“科长，这些档桉存在了军韦会的机要室，要不是有副处长和二厅的名头，还真调不出来，您先看看，我抓紧时间休息一会。”
说完，大光头在屋里随便找了个地方和衣而睡，很快就打起了呼噜，看来这一~夜没少跟军韦会的官僚们磨牙
古琦摇摇头，打开文件袋查看人员档桉，首先引入眼帘的是一个叫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布拉戈维申斯基的少校军官。
此人是红俄援华航空队的歼击机指挥员，1909年出生，布列斯特人，1927年毕业于库尔斯克工业经济技术学院，同年参加了飞行员选拔并成功通过测试。
1936年，因在掌握航空技术方面取得的杰出个人成就，以及在战斗和政～治训练方面的娴熟领导能力而被授予红星勋章。
1937年12月奉命来到民国，当时金陵已经失守，布拉戈维申斯基带队入驻赣省昌城机场。
彼时第一批援华航空队已经在金陵和日军交过手，由于第一任歼击机大队长在西北兰城发生事故身亡，红俄人实际上是在民国空军的协调指挥下和日军进行空战。
受果军指挥能力的限～制和松散气氛影响，援华航空队歼击机部队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空战中缺乏战术运用，因而损失较大，飞行员非常士气低落。
布拉戈维申斯基一上任就强势接管了指挥权，制订了一些规章制度，迅速扭转了战局，多次驾机升空与日本人进行空战。
1937年12月22日，在昌城空战中，此人击落了1架九六舰战，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分队长少左大林法人坠机身亡。
1938年2月25日，他又击伤、迫降了1架九六舰战，这也是国府第一次缴获这种型号的飞机，上个月对方刚刚被红俄政～府授予红旗勋章。
嘶～
古琦看完直嘬牙花，30岁的空军少校，红星、红旗勋章获得者，不仅是优秀的指挥官，还是技术精湛的歼击机飞行员，绝对的天之骄子。
他们去查这样的人，一旦被红俄人发现，定然会引发一场地~震，越想越害怕的他把资料放到一边，决定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对此人展开贴靠侦查。
然后他看起了第二份档桉，上面的人是援华航空队轰炸机指挥员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波雷宁，上校军衔，1906年出生，1928年入伍。
古琦顿时头皮发麻，32岁的上校，参军不到10年就从列兵升到这个级别，要说对方不是红俄空军重点培养的人才，打死他都不信。
他继续往下翻了翻，脸色渐渐变得比锅底还要黑，有一个算一个，红俄援华航空队高层就没一个简单的。
二三十岁的少校、中校一大把，显然红俄人是把空中精锐派到民国进行实战锻炼，以便将来提拔和重用，换个说法就是来镀（分隔）金的。
这可怎么办，古琦咽了咽口水，感觉自己屁～股底下的位置不太稳了，沉吟半晌，他咬着牙用力一拍桌子。
娘的，那就让所有侦查人员远距离监视机场，话务监～听也不搞了，争取用最短时间让红俄人发现他们的行动。
不跟～踪，不监～听，不涉及到具体人员，对方总不至于大动干戈吧，都是干情报的，应当明白这种程度的调查活动没有恶意。
二厅那边也好解释，查桉子自然要谨慎再谨慎，不把基础情报摸清楚怎么行呢，古琦给自己鼓了鼓气，觉得这么做没太大问题。
可有时候怕什么来什么，天一亮，负责监视的小特务就发现了一个可疑情况，机场里的红俄厨师在机场附近跟不明人员接触。
之所以说可疑，是因为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厨师将一件东西交给了对方，动作很隐蔽，要不是特务观察仔细还真发现不了。
古琦听完眼前一黑，归有光却兴奋异常，连忙请示要带人跟一跟那个可疑人员，摸摸此人的底细。
这种合理的要求，古琦无法拒绝，强做笑脸同意了，看着大光头出了门，他立刻将房间里的小特务们赶走，拿起电话向左重汇报。
按现在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说不定真能查出点什么，到时候他们不想上报也得上报，要知道出工不出力和知情不报可是两个概念。
结果左重听完丢下一句一切由他决定就挂断了电话，听着对面传来的电流声，古琦哭丧着脸放下话筒，感觉这回自己怕是要完蛋。
（今天白天回国，赶路，4号休一天）